二、党：立法协商的领导力量 党领导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涵和题中应有之义。

在缺乏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医疗服务合同文本五花八门，不规范、不统一，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导致医疗服务容易引发纠纷。规范分析方法主要关注法的合法性、法的运行效果、法的实体内容， 全方位考察法的构成要素， 由此制度事实构成规范分析的对象。

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国家起草、制定和修订《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疫苗管理法》《药品管理法》，便是履行健康权的制度保障义务。为了禁止非专业人员干预医生的专业医学决定，防止医生因经济效益因素怠于履行对患者的忠诚义务，避免医疗机构过度商业化，美国约有30个州以各种形式禁止企业介入医疗事业。由于保障不足而引起损害的，国家有补偿责任。国家的健康积极义务分为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二分只是相对的，积极权利固然有天然的‘消极权利侧面，而传统的消极权利也逐渐生出‘积极权利侧面的性质来。

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存在复杂的联系，将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截然分开处理的做法不适应现代权利的复合性质。伤医杀医患者就是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忽视了医疗合同的平等性，错把医生的行为义务视为结果义务。如此检察一体的运行结构符合科层式权力机构的理想特征：专业化、自上而下的官员登记序列以及对技术性决策的严格要求。

从理念层面来看，应该将检察建议的办理视为独立的案件，而非将其视作案件的附属品。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是司法权。二是要注意决策过程的公开。而检察权运行形式的变化，是检察机关在坚持法律监督定位的基础上，创新各种检察权实践机制的变化，其目的是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的价值追求。

而在检察业务的专业化方面，如前所述，当前通过内设机构改革，对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按照刑法的逻辑进行了更为专业化的划分。二是要强化授权，要进一步扩大检察官的办案权限，最大程度推进检察官的独立性。

第三，柔性监督方式的刚性化改革提升了法律监督体系的刚性。但在我国议行合一体制下，何为司法、何为司法权这一理论议题本身就存有争议。因此，不同于普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原则上应当得到法院的尊重和采纳。明确检察建议作为法律监督措施，强调检察机关拥有调查核实权，以及加强对检察建议的督促落实，强化了检察建议的刚性。

捕诉一体化运行机制是检察权行使方式的内部调整，而侦捕诉一体化运行机制改革则反映了检察权行使方式外部调整的努力，通过向侦查机关办案场所派驻检察人员，派驻检察人员可以实时跟进立案情况、人员信息、人身检查、讯问实施、涉案物品流转等,对相关侦查活动全面掌控。尤其是，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一些诉讼理念和做法以来，不少学者对于检察权性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是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与管理模式的行政化特征。下一步，应立足于四大检察的监督格局，准确把握各项检察业务的关键，切实提升法律监督的质效。

经过改革，法律监督的刚性得到强化，更好地适应了检察机关由一般监督者向专门监督者角色的转变。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权不仅在国家司法权力配置中起到枢纽性的作用，更是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派驻检察也面临着人力不足问题。因此，在民主集中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背景下，所有国家机关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均源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权也不例外。

检察机关具有司法运行的特征，即独立运行与中立判断。第二阶段是法律监督权的曲折发展与重建阶段。同时，我国历来有着集中统一政权模式的政治传统，而没有三权分立的文化基础。正因如此，将检察权在组织体系与运行方式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归纳为行政化或司法化的论点，都不能完整概括检察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架构中的权力性质。检察建议案件与审查起诉案件、审查批准逮捕案件是相同的，也是同等重要的。就刑事诉讼而言，经过侦查或调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整个过程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各项程序进程中办案主体及其诉讼意见都对案件的最终裁判产生着重要影响，检察机关真正依法行使自身职权，并与其他机关的办案活动形成有效配合、制约，是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决定性因素。

综上可见，从规范和历史视角来看，我国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自1954年后，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对诉讼活动监督与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等工作正式起步。

检察权外延的变革拓宽了法律监督的空间，法律监督权配置更为全面而均衡。回答中国的检察权问题，不仅需要国际视野，追寻检察权发展变革的普遍规律，更需要历史与规范视野，挖掘中国检察权发展变革的特殊规律。

推动检察权的现代化演进，不仅在于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更在于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发展大局。在我国，强调检察机关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逻辑上更为融洽，既可以从宪法层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定位——找寻到依据，也可以从国家权力结构中找寻到依据。

二、变与不变：新时代检察权发展变革的实践规律 进入新时代，我国检察权发展和创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检察权的动态调整频率更为频繁，检察权外延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质。具体而言，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我国的权力架构属于权力集中模式。现代检察权的产生与发展深受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的影响，而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中蕴含着法律监督的核心价值与运行机制。尽管理论争鸣百花齐放，却始终未能充分对中国问题给出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答案。

这种政治体制不同于三权分立体制。调研显示，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非常高，法院罪名采纳率为94.76%，法院判罚刑期在检察院量刑建议范围内的比例为96.37%。

3.提升以检察建议为着力点的科学化运行 检察权能的行使方式对检察权的效果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检察机关行使实质裁断权，是基于其审前具结主导地位的结果，也是提升审前阶段与审判阶段繁简分流质效的必然要求。

检察权的专业化是检察权科学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畅通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前提。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工作监督，主要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以及检查法律的实施情况，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检察机关通过员额制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基本实现了办案人员的专业化，下一步需要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巩固改革的成果。实行派驻检察+巡回检察模式可以发挥两者优势，规避两者弊端，从而强化法律监督效果。自检察权肇始之初，检察官就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责。2018年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终确认了刑事、民事、行政与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为核心的监督格局，由此进一步拓宽了法律监督的范围。

尽管如此，检察机关围绕检察监督进行积极探索与制度创新，使得检察权监督法律实施、保证国家法制统一适用的初衷未改。检察权是他向性权力，对于被监督者而言是更高位阶的权力，因此，检察权面临着法律监督者由谁来监督的难题。

但是当前受制于司法的地方化，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旨在强化检察官责任意识和专业意识，提升司法能力，避免不应有的程序空转，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后者依法对前者予以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语境中，后者应当是定罪量刑裁判的最终权力。例如，应该将检察建议的办理纳入办案体系进行考核，在检察建议的考核上实现与审查起诉案件、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考核的同等看待，真正实现把办理检察建议作为办案看待，推进检察建议业务的专业化。